今天,让我们一起继续共读季羡林先生的散文集《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上一节,我们讲了季老先生关于时间的几篇散文。
在先生看来,时间面前,人人平等。
时间酝酿一切,也见证一切。
他提醒我们,无需焦虑,活在当下,珍惜每一寸光阴,认认真真地做人行事。
用历史的眼光、辩证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理解我们这个饱经沧桑的伟大民族。
在书中,季老先生还提到,岁月不败真心,那在这一节中,我们就来看看,在先生的记忆中,那些难忘的真情时刻。
来年春天,牵牛花依然美丽
季老先生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名叫《园花寂寞红》,讲的是他的住处右前方,住的一对老夫妇。
男的是中国人,女的是德国人。
他们是在德国结婚后,移居中国的,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
没想到,一夜间,男主人突然去世了。
他生前天天侍弄的小花园,没了主人打理,只剩下几朵残存的月季花,在瑟瑟秋风中打颤,非常凄凉。
每天,季老先生经过那家人的小花园时,也会感到一阵凄凉。
他默默地想,小花园这样日益颓败下去,等到明年开春之时,月季花不会再开,连那些在北京只有梅兰芳家才有的大朵的牵牛花,也将在这里永远消逝了。
想到这里,他的心情很沉重。
结果一天中午,他又走过这个败落的小花园时,看到女主人,那位接近米寿的德国老太太,竟然在篱笆旁边忙碌着。
季老走近一看,老太太正在采集大牵牛花的种子。
可是他在这里住了三十年,从来没见过老太太出来侍弄花园,都是她丈夫在照料,以至于季老一度以为老太太不爱养花。
但是今天,她却在忙着采集牵牛花的种子。
虽然不是很辛苦的活,但老太太岁数大了,佝偻着腰,这活干起来也是累得够呛。
季老先生问老太太,采集这些花的种子做什么用?
老太太回答说:
“我的丈夫死了,但他爱的牵牛花不能死。”
季老先生一下子明白了。
这对跨国夫妇养育了一双儿女,后来孩子们都去了德国。
在中国生活的半个世纪里,老太太虽然入了中国籍,但中国话说不了十句,也吃不惯中国饭。
她就好像是中国社会水面上的一滴油,和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平时除了和几个外国人,以及中国的留德学生来往外,没有什么交际,其实是很孤单的。
现在,老头儿先走一步,儿女在外,按说正是时候返回德国了,而老太太非但没有离开,还开始学着侍弄花草,这一切,都是为了她死去的丈夫。
丈夫虽然不在了,但这个小房子还在,小花园还在,这是他们共同生活过的地方,拴住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古老而甜蜜的回忆。
为了守住对丈夫的这份爱,即使夜深人静、独对孤灯,老太太也不肯离开,更不忍离开。
老太太这把年纪,其实也走向了人生的尽头,她看似柔弱,却无比坚强。
面对失去,她并未绝望。
她的心中对未来还充满了希望,这让她浑身洋溢着生命力。
明年春天,她还想看到,小花园里开满了牵牛花,而且花朵会开的更大,颜色会更加娇艳,那是男主人喜欢的样子,更是爱的倾诉和延续。
哥廷根的温暖往事
早年在德国读书时,作为留学生,季羡林先生辗转结识了迈耶一家人。
这家有对老夫妇,还有两个美丽的女儿。
男主人迈耶以前胖乎乎的,后来饿瘦了,老实巴交,很少说话,人多的时候,常常呆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但脸上总是带着憨厚的笑容。
他以前是个小职员,后来退休了,就经常待在家里,很少出门活动,家里执掌大权的是他的太太。
迈耶太太是个典型的德国妇女,承包了家里的一切杂活,而且性格活泼,能说会道,擅长应对进退。
很多中国留学生都曾经住在她家里,她对这些留学生非常友好,和大家关系十分融洽。
季先生每次到迈耶家去的时候,都看到迈耶太太在里里外外忙碌,但总是喜笑颜开,从没见过她愁眉苦脸,真是一个愉快美满的家庭。
季先生常去迈耶家,还有一个原因。
那几年,他在写博士论文,用德语写成稿子,在送给教授看之前,必须要用打字机打成清稿。
但他自己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再加上论文经过多次修订,打字量非常大。
而恰好迈耶家有打字机,家里的大女儿伊姆加德会打字,还愿意帮他打稿子。
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季先生几乎天天晚上到迈耶家去,坐在伊姆加德旁边,一边请她帮忙打字,一边为她解释论文里那些看不懂的天书般的内容。
常常这样工作到深夜,他才摸黑回家。
考试结束后,打论文的任务告一段落。
之后在季先生停留德国的四五年间,他又写了几篇论文,所以他经常到迈耶家去,伊姆加德依然帮他打字。
作为家中常客,迈耶家每次有什么喜庆日子,要招待客人吃茶吃点心时,都会邀请季先生参加。
尤其是伊姆加德过生日的那天,季先生一定会去祝贺。
迈耶太太安排座位时,又总让季先生坐在伊姆加德旁边。
那几年,在战争的喧嚣中,能在迈耶家里享受一方安宁清净,一份友情之乐,对季先生而言,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那段日子,他后来一直记忆犹新,恍若昨日。
可想而知,在1945年要离开德国,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时,季先生心中是何等滋味。
在那年9月24号的日记里,他写道:
“吃过晚饭,七点半到迈耶家去,同伊姆加德打字。
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
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
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
但又有什么办法?
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在最终离开哥廷根的前四天,也就是10月2号,季先生在日记里写道,校阅稿子后,他到迈耶家,把稿子打完。
伊姆加德显得依依不舍,他不知道怎样才好。
带着这份留恋和无奈,季先生最终离开了德国,离开了迈耶一家和美丽的伊姆加德。
到瑞士后,他和伊姆加德通过几次信,待他回国之后,两人就断了音讯。
季老说,1983年他又去哥廷根时,曾打听过伊姆加德,却没有得到消息。
如果她还活着的话,已近古稀之年,而自己也已垂垂老矣。
季老感叹道,到了这个年纪,世上还能想到伊姆加德的人,应该不会太多了,等到自己也想不起她的时候,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回忆师恩
季老先生认为,一个人此生若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和机遇。
他说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只是有些差强人意的勤奋。
如果说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小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
机遇的内涵很多,其中不可缺的一项,就是恩师。
先生说,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一生中碰到了数位对他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
他不一定都听过这些恩师讲课,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
其中,第一位恩师是陈寅恪(也读:què)先生。
季先生早先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陈寅恪先生已经发表的所有著作,旁听过他的“佛经翻译文学”,因此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
后来,季先生前往德国哥廷根大学读书,遇到了印度学讲座教授瓦尔德施米特先生,开始跟着他学习基础梵文。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起初只有季先生这一个外国学生,可他仍然充分备课,讲解细致,一丝不苟,这是第二位恩师。
第三位恩师,是德国留学期间的另一位印度讲座教授西克。
这位老师年逾八旬,仍坚持走上讲台,将平生绝招和他用二十年时间解读的吐火罗文,倾其所有,全部传授给季先生。
冬天上完课后,天色已近黄昏,长街积雪皑皑,路上寂静无人。
季先生常常搀扶着西克教授,一步高一步低地送老师回家。
这位善良的老人,在他心中,就像是自己的祖父一样可亲。
“二战”结束后,季先生回到祖国,陈寅格先生介绍他去北大任教,将他推荐给了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先生。
这是第四位恩师。
季先生在胡适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
在他的记忆里,胡适先生待人亲切和蔼,为人幽默有趣,重视学术研究,毕生奖掖后进,对年轻后辈一向鼓励提携,令自己受益良多。
多年后,季老先生在望九之年,一次访问宝岛时,来到胡适先生墓前,他伫立鞠躬,遥想多年前和恩师们的相处往昔,又想起自己八十余载的跌宕人生,不禁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
没有这些师者的教诲和引领,就不会有后来的他。
在他心中,师恩没齿难忘。
万千真情,温暖心间。
但季老先生说,他还有个永久的悔,那么是什么让他抱憾终生呢?
让我们下节继续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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