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唐探1900》上映前，导演陈思诚一改此前的黑白穿搭，穿上了一件《唐探1900》定制的红色帽衫。这是春节的颜色，是喜庆的颜色，但并不是陈思诚习惯的颜色。
不久前，陈思诚重新在手机上安装了几个卸载已久的社交媒体软件，他想看看观众究竟在如何评价自己的作品。
到底是什么人在看自己的电影？他们喜欢哪里？又讨厌哪里？这些人都是谁？在陈思诚看来，自己拍的每一部电影都加入了自己的表达，他无法左右观众的评价，但他会在乎自己的表达到底有没有被一部分观众接收到。
在陈思诚看来，自己是通过电影和外界相连接，与其纠结那些对于自己的误会，不如回到电影范畴思考，哪些观众不喜欢我的电影，他们有着怎样的生活背景和经历，又有着怎样的喜好。
“我从来没有要求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一种声音，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陈思诚说。
以下是陈思诚的自述：
我爱电影，我怕它完了
在一些人眼中，我算是个成功的导演。
事实上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给自己做突然“一无所有”的心理准备，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
既然要坦然面对“一无所有”，那我必须在此之前“倾尽所有”，把我想要表达的内容表达了，把我想讲述的故事讲完了，这样我才能真的坦然，不然就都是装的。
所以除了电影，我几乎没有任何爱好，电影就是我的全部，这是真的，虽然说了有人也会不信。
陈思诚在工作现场 图/受访者提供
很多人不知道，如今对于电影来说，甚至不是好与坏的问题，而是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
无论艺术电影还是商业电影，或许前辈们都没有面临过当下的问题：电影还要不要存在下去，还能不能存在下去？
2014年，我和宁浩、肖央、路阳、郭帆去美国派拉蒙学习好莱坞的制片流程。我们清楚地看到好莱坞的体系是怎么运行的。
当时，《速度与激情》的动作导演刚拍完系列第6部，来给我们上课，系列电影里的车戏都是他拍的。我当时问他到底什么算重工业电影，他就举了个《速度与激情》的例子。
“电影里有场在停车场追车爆炸的戏，停了近300辆车，戏拍完后，几乎全烧完了，就剩3辆车还能动。”这得花多少成本？但这就是商业电影。
商业电影就必须通过大量的真实投入，才能换来电影感，如果只有剧情说得过去，观众就会觉得，这样的电影为什么非要去电影院看？
当时我们明白了，好莱坞是在用他们的思考和方式捍卫电影的某种独特性，用极致的视听享受，筑起技术的护城河。
所以我们几个从美国回来，无一例外地开始对电影进行工业化的尝试，也成功了。
这对于我们的观众来说同样重要，我想要把电影和观众都留在电影院里，想要实现大制作，要说服投资人，我首先要做到电影不赔钱。
我每个电影都力争做到别赔钱。这和当下的时代息息相关，所有人都盯着票房，有票房就代表着认可，同样也代表着未来的可能性。倘若“唐探系列”之前的票房都特别惨，我根本不可能拍到今天。
这就是“唐探系列”为什么一定要选择春节档、为什么一定要大制作、为什么一定要观众看着爽。我要在相对有限的成本、时间和条件下，争取给观众带来不输国际大片的观看体验。
我太爱电影了，我怕它完了。别停下，拍下去，尽可能地让更多人走进电影院看电影，这是我目前想到的具有可行性的办法。
我也是观众
在我看来，电影的意义始终是表达。如今我们互联网高度发达，信息极速传递，但是表达的价值一定高于信息本身。
就像现在我们回看20世纪的电影，一定要比回看当时的碎片化信息有意义。
如今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多且杂，它们堆砌、叠加在一起，相比于过去更难探寻真相，这时候电影的表达就显得更有意义。
它不仅有故事的传统性、经典性，还有社会性和当下性。每一个故事都是此刻的人在讲述给此刻的观众，天然具备很强烈的时代性。
一部电影里，我想表达的那个核心原点是最重要的，没有它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只不过有的时候我的表达被观众感知，有的时候感知得没有那么明确。
有的时候，可能压根没感知到。
《唐探1900》剧照 图/受访者提供
我虽然追求拍摄过程中的“游戏感”给自己带来的愉悦，却从来不觉得拍电影是一个自娱自乐的事，电影是拍给观众看的，艺术也不应该是一个自娱自乐的事。
同时，个体永远无法脱离时代独立存在。就像没有“Skiffle”音乐的兴起，就没有甲壳虫乐队，没有卫国战争，也就不会有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当下这个时代，或许不会有人再拍《霸王别姬》、《阳光灿烂的日子》，这样的作品在现在这个时代上映，或许也收获不到相同的赞誉和可观的票房。
我本身就是观众，我和大部分观众所处的社会，所关心的事情是一样的，并不会因为我是个导演而发生改变，这也是我清楚观众喜欢什么，要什么的原因。
节奏要快、爆点要多、刺激要强烈，这些其实都是“术”，不是什么“道”。就像一个做了多年外科手术的大夫一样，下的每一刀都是精准的。
我并不是要解释什么，而是在这样的时代中，你我都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在其中，若干年后或许有其他盛行的风格、元素、流派，但是在当下，就是如此。
文学作品、新闻报道、娱乐艺术……都是如此，这谈不上好或者坏，只是赶上了这个时代。
我始终认为，好的作品一定是要雅俗共赏的，就像西红柿炒鸡蛋，喜欢西红柿的希望不放鸡蛋，喜欢鸡蛋的希望没有西红柿，我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去满足不同喜好的人能吃下同一盘菜。
这样我才能保留生存的空间，电影才能保留生存的空间。
我认为我有职责，用我们塑造的两个多小时的观影时长跟观众进行一场时空交互，你得想办法去唤醒他们对电影的热情。观众检阅电影，我倾听观众。
名利只是拓宽体验的翅膀。它能让我飞得更高，看得更广。只有向上飞得更高，我才能更清醒更宏观地看待这个世界。
为《唐探1900》，建一座城
“唐探系列”拍了3部之后，观众会疲惫，我也会。
从泰国到美国再到日本，我曾经想过要不要去英国，后来觉得英国和美国差距并不大，反而会对观众造成消耗，关键是我自己也不兴奋了。
就这样，我想到唐人街的起源。1900年前后，整个世界都处于极速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西方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科技变革匹配了各国的野心，那个时候的旧金山充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各股势力盘根错节，唐人街也在那个时候兴起。与西方相比，处于清朝的我国，则截然相反，明显对于世界的变化准备不足。
历史和现实，天然带着矛盾冲突，为创作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事实证明，这个设定也的确让我的表达更通畅，更丝滑。
此外更重要的是，在国外拍戏是真的遭罪，现在想想也是一种修行。
拍《唐人街探案2》的时候，我们和美国电影工会合作，剧组除了20多个核心的中国工作人员之外，其余300多人全是美方工作人员。美国电影工会有着标准的劳工合同，光是一名充当背景的群众演员的费用就达到将近2000元人民币一天。
但凡哪个群众演员说话，哪怕只有一句台词，费用会直接涨到20000元。
而且拍摄时间严格遵守安排，每天开机拍摄的时间必须在12个小时以内，有的时候一个镜头刚拍完，机器就被收走了。
以为在纽约就够难了，《唐人街探案3》去日本更是要了命了。
在秋叶原的拍摄特别不容易，秋叶原是日本的一大地标，这里所有街头拍摄，都必须先去申请许可证，而且要得到街道上每一家商店的允许，一旦有一家不同意，就不能开展拍摄。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去挨家挨户征求拍摄许可时，还经常遭到驱赶，拍摄过程中被投诉也是家常便饭。
最后好不容易弄到了拍摄许可，就给了两天时间，每天只有3个小时，从早上6点到9点，最后真是硬着头皮上，结果第二天又赶上台风，这雨但凡不停，戏就接不上了。
下了十几分钟后，雨突然停了，这或许是老天爷在眷顾我，不管怎样急赤白脸地拍完了。
这次拍《唐探1900》，我决定从根源上杜绝海外拍摄带来的困难。
片中的“旧金山唐人街”完全是在山东德州乐陵市，1:1复刻搭建的，从规划设计到落地建成，我们用了九个多月的时间，在近三百亩的土地上再现了历史中的那座城，而且是内、外景通用的。
现在看来真的是中国速度，大到外景建筑群小到大戏院这种室内的机关设置，都是真实的，虽然前期我们的美术和制片部门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应用于实际拍摄中，给了我更自如的发挥空间，这是我最自由和从容的一次拍摄。
复建“旧金山” 图/受访者提供
那座“旧金山”曾经是一片枣树林，我眼瞅着一座城池拔地而起，如今它已经是当地有名的电影主题旅游景点，作为影视基地和主题乐园留了下来，这么看来，还是非常划算的。说到这里很感谢当地政府和民营企业的支持。
有人说，我曾说过打造“唐探宇宙”证明了我的“野心”，那怎么能叫“野心”，那是我的“梦想”啊。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几个在美国学习的时候，被问到过一个问题：梦工厂最赚钱的项目是什么？我们几个人猜了半天，谁都没猜到是授权给环球影城过山车IP的衍生收入。
电影这个产业，从长远来看如果只靠卖电影票这一个盈利模式，或许太过单一和封闭了。上至创作者下至产业链末端，全盯着电影票，而电影同样也在遭受着各种娱乐形式带来的冲击，我一直在探索未来是否可以打破这个单一的盈利模式。
但探索的前提一定是，我需要按照当下的游戏规则进行，我得让自己还保持在行业中，从而试图去探寻解决的方案。
至于我究竟是怎样的人，或者观众如何看我，不重要。其实宝强饰演的唐仁在《唐人街探案》最后，就曾经替我说过了：“其实没有谁会在意真相，人们只会相信，自己希望看到的那个真相啦。”
记者：胡克非
编辑：胡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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