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我高考没考好，想去当兵！＂我一把推开军分区办公室的门，夏日闷热的空气夹着一股火药味儿涌了进来，把正在低头写字的父亲吓了一跳。
老式电风扇＂吱呀吱呀＂地转着，汗水顺着父亲的额头往下淌，可他连擦都顾不上擦。
＂不行！＂父亲抬起那张晒得黝黑的脸，目光如炬地瞪着我，＂回家好好复习，明年再考！＂
那是1977年的盛夏，柏油马路被太阳烤得发软，空气里飘着一股焦糊味。我气得摔门而出，一路上嘴里嘟囔着：＂当了军分区科长，咋连自己的儿子想当兵都不帮忙！＂
从小到大，我就觉得我爹李国强是个怪人。从一个泥腿子农民娃当上了军分区科长，街坊邻居都说他是＂兵老成钢＂，可家里还是穷得叮当响。
1965年那会儿，我才五岁。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北风呼呼地灌进屋里，我们一家五口挤在两间破旧平房里取暖。
墙根底下长满了野草，墙皮一片片往下掉，像得了麻风病似的。娘总说等开春了要把墙重新刷白，可一直拖到我上大学，那墙还是老样子。
每到下雨天，屋顶总是漏水。我姐李红梅提着脸盆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到处接水。我弟弟李建国那会儿还是个奶娃娃，整天抱着我娘张秀兰的腿哭闹。
隔壁的王婶子没少在背后嚼舌根：＂瞧瞧，当了军分区科长，家里还这个样子，这日子过得也太憋屈了。＂娘从来不跟人争辩，只是默默地干活。
记得有一年寒冬，北风刮得特别狠。娘还穿着那件补了又补的棉袄，瘦小的身子在风里摇摇晃晃的。街坊们都说：＂张秀兰啊，你家李科长也太抠门了，连件新棉袄都舍不得给你买。＂
谁知道，娘把钱都攒着给我们三个买新棉衣了。那天爹回来看见了，二话不说，把自己的军大衣给娘披上，转身就往屋里走，那背影看着特别孤单。
院子里有棵老槐树，树下放着个半旧的木头凳子。每到夜深人静，爹就坐在那儿看书，煤油灯的光影在他脸上晃来晃去，像是在跳舞。
书是爹最大的＂奢侈品＂，家里最值钱的就是那一屋子的书。＂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话爹说了无数遍，说得我都能背下来了。
1977年这一年不一样，全国上下都在为恢复高考疯狂。大街小巷都是捧着书本的人，连理发店的老张都开始啃起了数学课本。
我也跟着考了，可分数不够理想。看着隔壁王德明家的儿子小武顺利参了军，我心里那个堵啊，就跟吃了黄连似的。
有天晚上，我躲在槐树后面乘凉，听见王德明媳妇在院子里嚷嚷：＂多亏了李科长帮忙，要不咱家小武哪能这么顺利进部队？＂这话像根刺，扎在我心里生疼。
我憋着一肚子火，跑去找爹理论。可到了办公室门口，却听见里面传来抽泣声。原来是爹的老战友刘大伯带着儿子来了。
那孩子瘦得跟根竹竿似的，衣服上打满了补丁，脸色蜡黄。听说他母亲早亡，父亲还瘫痪在床。看着那孩子怯生生的样子，爹二话不说，掏出自己的零用钱让人去买新衣服，还连夜打电话帮着联系入伍的事。
那天晚上，爹难得地跟我聊了很多。他说：＂当兵是光荣，可不是混日子的出路。我帮别人，是因为他们确实需要这个机会。你们不一样，你们有更多的选择。＂
说这话的时候，爹的手一直在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爹抽这么多烟。
1978年，我考上了省里最好的大学。临走那天，我假装去院子里提水，偷偷看见爹蹲在槐树下抹眼泪。那个总是铁面无私的军人，第一次在我面前露出了软肋。
上大学那会儿，每个月的生活费总比同学多那么几块。后来才知道，爹把自己的烟都戒了，省下钱寄给我。
有一次我发烧，宿舍的电话打到了爹的办公室。第二天一大早，爹就出现在医院门口，手里提着个破旧的帆布包，里面装着煮鸡蛋和红糖。
看着爹眼睛里的血丝，我知道他肯定是连夜赶来的。可他只在医院待了半个小时就走了，说部队还有事。
1985年，我大学毕业分到机械厂。那年冬天，爹出差路过我们厂，硬是不进厂门，在大门口跟我说了几句话就走了。
厂里人都纳闷：＂李科长这么大的官，咋这么朴素？＂我这才明白，爹这是在教我做人。不该拿的不拿，不该要的不要。做人要清清白白，靠自己本事吃饭。
1990年，爹退休了。我们姐弟三个都成家立业，李红梅在医院当了主治医生，我在机械厂当工程师，李建国在重点中学教书。
都说我们仨争气，可谁又知道，这后面有多少辛酸？整理爹的老物件时，在他那个破旧的皮箱底下，我们发现了个铁盒子。
打开一看，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我们从小到大的所有奖状，还有照片。最上面是一张全家福，照片都磨得发白了，一看就经常被摸。
那天晚上，我又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树还是那棵树，可人事已非。想起小时候爹教我们读书时说的话：＂人这一辈子啊，能靠自己本事站住脚，比啥都强。＂
忽然明白了，爹不让我们当兵，不是不疼我们，而是给了我们更多选择的自由。他用自己的方式，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如何生活。
槐树的叶子＂沙沙＂作响，好像在说着什么。我抬头看着那些在风中摇曳的树叶，眼前浮现出爹年轻时坐在这树下看书的模样。那本早已发黄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现在还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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