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帅章:平台容纳就业的峰值正加速到来

“受市场需求影响,平台容纳就业的数量肯定存在峰值,许多平台容纳就业的峰值正加速到来。当峰值来临后,如果仍有更多人加入,市场机制就会通过调节从业者收入,来引导从业者前往其他行业就业。”

12月14日,在2024年度最佳雇主颁奖盛典暨中国人力资本国际管理论坛举行期间,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在专访中阐释了他对新型灵活就业的观察情况。

过去十年,灵活就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人左右。其中,外卖骑手达千万人规模,行业平台主播及相关从业人员也高达160多万人。据2023年阿里研究院的预测,2036年中国新型灵活就业者可能达到4亿人的规模。

另一方面,灵活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问题仍面临许多争议。12月11日至12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冯帅章长期关注新型灵活就业群体的发展与权益保障。去年底,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联合智联招聘推出了《中国新型灵活就业报告》。

他表示,与传统灵活就业不同,新型灵活就业主要集中在与数字经济紧密结合的各个行业中。中国数字经济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新型灵活就业也必将不断壮大。同时,新型灵活就业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基于云端的新型灵活就业,可通过互联网平台完成服务与交易,例如直播带货、短视频博主等;一种是基于位置的新型灵活就业,从业者通过互联网平台接单,但需要到特定的地理位置提供服务,例如外卖配送、网约车等。

以下为专访文字

经济观察网:相比于传统职位,新型灵活就业的优劣势?

冯帅章:相较于传统职位,新型灵活就业职位对求职者的学历和工作经验要求更低;在类似职业中,新型灵活就业职位比传统就业职位提供的工资水平更高。当然,收入的增加可能是互联网平台带来的技术优势,也可能是个人工作时间更长;许多新型灵活就业职业十分新颖、有趣且自由,这些特点更契合年轻人的兴趣。

但相对于传统职业,新型灵活就业的工作量受市场需求波动影响较大,因此收入波动也很大。同时,该就业群体通常会面临社会保障不足的问题,职业发展路径也尚不明确,且缺乏职业技能培训,尤其是基于位置的新型灵活就业,例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无法在岗位上积累较多职业技能。

经济观察网:从年龄层面分析,从事新型灵活就业的群体呈现出哪些特点?

冯帅章:通过智联招聘的数据,我们分析发现,女性、年轻人和缺乏工作经验的人群更想寻找新型灵活就业职位。

在基于云端的新型灵活就业群体中,年轻人且女性从业者比重更高。例如直播媒体类,16—35岁群体的参与度最高,他们在技术敏锐度和快速接受新事物方面更有优势。

在基于位置的新型灵活就业群体中,中年人且男性从业者比重更高。例如在网约车、外卖配送服务中,36—50岁群体的参与度最高,且更多为本地户籍人口。

《2023中国新型灵活就业报告》也显示,传统就业求职者中女性占比为46.17%;而新型灵活就业求职者中女性超过半数,占比为53.48%。此外,知识服务、平台电商以及平台直播等技能型工种的求职者也以女性居多,比例均超过60%。而共享出行司机和生活配送等体力型工种的求职者中男性占绝对多数,比例超过80%。

经济观察网:新型灵活就业群体数量在快速增长,你认为外卖、网约车等平台容纳就业存在峰值吗?

冯帅章:肯定存在峰值。在网约车行业发展初期,网约车通过提供更具优势的服务,迅速做大市场蛋糕,网约车司机的数量也随之快速增长,但一座城市对网约车的需求不可能无限增长,因此市场对相关劳动力的需求存在峰值。

近几年,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骑手的数量还在快速增长。我认为许多平台容纳就业的数量已接近峰值,并且峰值正加速到来。当峰值来临后,如果仍有许多人加入,市场机制就会通过调节从业者收入,来引导他们去往其他行业就业。

经济观察网:近几年,应届毕业生选择灵活就业的现象越发受到社会关注,哪些因素会影响大学生选择灵活就业?

冯帅章:主要受宏观经济影响。大学毕业生普遍对工作要求较高,在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下,他们想找到理想的工作并不容易,因此灵活就业成为部分毕业生在正式进入职场前的一种过渡性选择。另外,受到个人能力和兴趣爱好的影响,一部分大学毕业生也会主动选择新型灵活就业。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群对新型灵活就业持负面看法,认为大学毕业生选择新型灵活就业就是不务正业,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工资、待遇等方面,新型灵活就业存在诸多优势,社会和家庭应对这种就业方式有更大的包容度。

经济观察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3.1岁,你认为新型灵活就业在解决中老年农民工就业上,能发挥哪些作用?

冯帅章:新型灵活就业与中老年农民工存在一定的结构性供需错配,不能仅靠新型灵活就业来解决中老年农民工的就业问题。

在基于云端的新型灵活就业群体中,大部分是年轻人,中老年农民工很难参与;在基于位置的新型灵活就业群体中,中老年农民工受限于教育程度等,较难从事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快递配送,更多只能从事线上接单、线下服务的家政、保洁等。

经济观察网: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新型灵活就业将产生哪些积极或消极影响?

冯帅章:当前,人工智能已在很多行业发挥巨大作用。例如在网约车平台,人工智能能显著提高司机和乘客的匹配效率、准确度;其次,人工智能也可以提高劳动力的工作效率。例如在内容创作方面,可通过人工智能生成辅助的文本、图像等;第三,人工智能也能创造更多新的就业机会。例如人力资源企业采用的AI面试工具,背后需要一系列配套的工作人员。

当然,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也会对新型灵活就业产生一定的冲击。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岗位可能会很快被人工智能替代。例如,新型灵活就业的网约车司机未来完全有可能被人工智能驾驶替代。

此外,算法本质上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可能会剥削工人,导致工人过度工作。人工智能也可能导致工人竞争加剧,对工人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同时拉大收入差距。

经济观察网:应该从哪些方面加强灵活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

冯帅章:应该重点加强基于位置的新型灵活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并且主要可以从社保缴纳和改善工作状态角度出发。

首先,以外卖骑手为例,目前的社保体系并未将他们当作公司职工看待,也不要求外卖平台为他们缴纳养老保险,如果强行要求外卖平台为所有外卖骑手缴纳养老保险并不现实。但相当一部分外卖骑手的工作时间与正式职工相差无几,因此社保体系应更加灵活,可以根据外卖骑手与平台联系的密切度(比如每月的配送单量)来决定平台是否应为骑手缴纳养老保险。灵活就业不能完全脱离社保体系,否则对强制缴纳社保的公司职工也不公平。

其次,需要关注新型灵活就业群体的心理健康和工作状态,这两者往往与算法控制密切相关。算法很有可能导致灵活就业者过度劳动,因此由算法为灵活就业者制定的规则,应该更加透明、公平且可协商优化。要让大家看到,算法并非仅限于最大化企业利润,而是在尽量平衡劳资双方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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