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大众日报
□本报记者 蔡可心 清晨的社区花园里，推着婴儿车、操着外地口音的老人，已成为城市一道熟悉的风景。为了支撑起子女在都市奋斗的“大后方”，“老漂”离乡背井，在陌生的城市里重启“育儿生涯”。《银发摆渡人》一书基于大量深度访谈调研，将镜头对准了这一庞大而沉默的群体，揭示了“老漂”家庭内部的情感张力与关系智慧。本报记者专访了该书作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陈辉。 为什么是“老漂” 记者：您希望读者在合上《银发摆渡人》这本书后，对“老漂”群体乃至我们每个人终将面对的晚年，获得怎样的思考或情感？ 陈辉：我写作老漂家庭故事，就是想为人们理解当下的家庭生活提供一个场景，提供一面照见自己生活的镜子，让读者有机会对我们置身事内的琐碎生活有所觉察和反思。 下班后，当我们身心疲惫地回到家中，该如何扮演好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的角色？我们能否关照到父母的心理状态和情感需要？假想当我们多年以后也不得不成为老漂的时候，期待着子女怎样对待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将有助于我们经营当下的家庭关系，特别是增强自己“做儿女”的意识。毕竟父母帮我们带孩子的时候，也正是我们孝敬父母的好时机。 记者：“摆渡人”的意象，重构了将“老漂”父母付出视为理所当然的认知。在您看来，他们“摆渡”了什么？您希望借此传达一种怎样的代际关系？ 陈辉：所有的被爱，一旦习惯了，就容易忽视或忽略，仿佛理所应当。人生如河，家庭是船。城市青年家庭普遍面临育儿难题，特别需要老漂父母撑船摆渡，渡过生命河流中的一个难关。从老漂族角度看，他们不仅摆渡了子女的育儿生活，也在摆渡自己，通过为子女付出，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有价值。老漂族的价值意义，充分展现了老龄社会的另一重图景，那就是银发群体在许多领域还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借用银发摆渡人这个隐喻，我不仅要展示父母帮忙带孩子这件事对青年家庭发展的特殊意义，还想呈现老漂在子女家生活时的普遍处境，那就是子女关心不够。老人按子女要求带孩子，虽然承担任务很多，但是往往不能做主。摆渡人发挥很大作用，却缺少存在感。这让老漂内心或多或少不平衡，委曲求全，甚至有的憋出病来。也就是说，大多数老漂家庭，代际关系是不平衡的。 记者：在当前社会叙事中，老年人常被视为被关照的“客体”或社会的“失语者”，《银发摆渡人》是否在完成一种视角的转换——让他们重新回归生活的“主体”或家庭的“重要资源”？ 陈辉：老漂活力满满，比许多年轻人还有精气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有使命感，认为帮子女带孩子是自己的人生任务，还想为子女家庭作贡献，发挥生命余热。老龄社会中，老年人还有活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源。这是必须正视的。 让老漂族成为老龄叙事中的“主体角色”，除了要肯定老漂是重要的家庭资源，还要关注他们在子女家庭中的处境，关注他们的情感体验和内心需要。我在书中的许多观点和思考，来自老漂的直接讲述。在书中，许多老漂就是自己生命故事的讲述人，这是一种作为“主体”的讲述。 “老漂”的困境和难题 记者：“落叶归根”的传统与“老漂”的现实，似乎形成了矛盾。他们是如何理解并调和这种情感拉扯的？其中折射出哪些代际扶持与城乡变迁的深层问题？ 陈辉：对于老漂来说，到底如何安顿养老生活，确实比较复杂。首要问题是什么时候“落叶”。许多老漂认为自己还没有完成任务，不敢也不愿意“落叶”。是否“归根”，能否“归根”，这些问题都延迟或搁置了。 我调研的老漂，聊起未来养老打算时，想法多样，最普遍的还是想完成任务后回老家。不只是因为老家待着舒服，还因为不想给子女添麻烦。特别是来自农村的老漂，更愿意返乡种地养老。这和他们在城里住不惯也有关系。相比而言，来自城市的老漂，如果自己有一定经济基础，那么留在子女身边养老的意愿比农村老漂强一点。当然，留在子女身边养老，不仅考验经济条件，还要评估代际关系状态。往往后者更重要。 无论未来养老如何规划，绝大多数老漂都会与家乡保持紧密联系。老家亲戚朋友家中红白喜事，也都尽可能参与。从这个角度说，很多老漂特别是还打算未来返回老家养老的老漂，他们在异乡不是想扎根而扎不下，而是可能就没想扎根，只是想完成阶段性任务返回。这种类型的老漂，在故乡与异乡之间拉扯感就不是很强。如果女性老漂的老伴还在老家，或者说老家还有高龄老人需要照顾，就会特别惦记老家。这种类型的老漂，完成任务后大概率返乡养老。 透过老漂族现象，可以看到城市化进程中，青年异地就业安家背景下家庭抚育功能和养老功能之间的张力。在抚育方面，老年父母成为流动人口，付出较大成本，到异乡帮子女渡过育儿生活难关。在养老方面，子代反哺父母的成本也非常高，特别是两地分居的情况下，子女如何反哺尽孝，确实是许多中年人要思考和应对的难题。 记者：“老漂”背后也反映出孝道搁置、长辈情感失语等伦理失衡问题。若我们长期忽视他们的付出与情感需求，可能会产生哪些影响？ 陈辉：在许多老漂家庭中，老漂说自己是免费保姆，甚至有的说自己是带薪保姆，不仅没有工资，还要将自己的退休金拿出来补贴子女生活。这样自嘲，是困于一种角色矛盾中：自己是父母，还是保姆？ 如果我们长期忽视老漂的付出和情感需求，可能会有以下几种影响。 第一，影响老漂心理健康。一些老人长期得不到关心和尊重，心理失衡，有了委屈不愿意说或不敢说，这样很容易憋出病来。依据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病区主任燕江陵的接诊经验：帮年轻人长期照顾孩子的父母，被诊断出抑郁症的比例很高。 第二，影响家庭中的孝道传承。家庭是孝道传承的重要场所。中年人对待老年父母的方式，也在给小孩子作示范。正所谓言传身教。当我们埋怨父母时，儿女跟我们学习埋怨父母。当我们指责父母时，儿女跟我们学习指责父母。当我们尊重和孝敬父母时，儿女跟我们学习尊重和孝敬父母。 第三，影响代际责任伦理。当老人们觉得付出没得到足够尊重和反馈，就会自我怀疑。自我怀疑的人多起来，形成一种舆论，生育养育的意义就会被重新审视。如果人们从养育子女中得不到心理慰藉和价值感，青年人的生育意愿就可能降低。这是更为深刻的影响。 代际共鸣的平衡之道 记者：“老漂”家庭是当前社会竞争的必然产物吗？是否可以理解为，宏观的社会压力正在通过代际支持的方式，向现代家庭生活进行着最终的传导与转嫁？ 陈辉：老漂现象根源于青年群体异地立业安家，生育孩子后无力独立应对抚育任务，所以才求助老家父母帮忙解困。为什么很多老漂在孙辈上幼儿园之后，还是不能回老家？因为年轻人依然没法独立应对，需要父母帮忙接送孩子，接送上课外辅导班。 宏观社会压力确实会传导到青年家庭，并通过代际支持这个链条传导给老人，最终形成代际合力应对压力的局面。青年家庭普遍面临两重压力，经济压力和养育压力。经济压力加剧职业竞争，职业竞争压力会加剧养育和教育竞争。反过来说，养育和教育竞争会进一步加剧职业竞争。 需要注意的是，养育教育负担增加，这是现代家庭发展过程中普遍要经历的。我更愿意将老漂族现象，理解为通过代际支持方式应对家庭发展压力的一种机制，这也表现了中国家庭的发展韧性。 记者：当下许多年轻读者自嘲为“三明治一代”，他们在父母、儿女和自己等多重角色之间奔波，却难以达到理想状态。您认为这是一个时间管理问题，还是家庭关系经营意识和能力的深层次问题？该如何打破这种困局？ 陈辉：做父母、做儿女、做自己，我们之所以难以兼顾，主要是因为时间精力、能力和心态的限制。 从时间精力的角度看，年轻人工作忙碌，时间紧张，精力耗损严重。有的人之所以回家之前要在楼下缓一缓，就是不想把工作压力导致的不良情绪带入家中，进家门之前完成角色切换。从能力的角度看，家庭生活是要经营的，核心是关系经营。现在年轻人普遍不善于经营关系，我们成长经历中偏重知识学习。如果说时间精力和能力是客观因素，那么心态是主观因素。我感觉我们对于家庭压力的耐受力，远不如我们的父辈。 从根本上看，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漂都是在“做父母”的时候顾不上自己的父母，更没法分出足够时间精力做自己。所以我认为，关键不是时间精力管理问题，而是分配问题，更根本的是活法问题。 要想达成做父母、做儿女、做自己三者关系的新平衡，核心是分出一部分精力“做自己”。当父母表现得积极向上、做更好的自己时，就会给子女树立榜样。每一代在兼顾对上赡养和对下抚养的责任伦理时坚持做自己，这样每一代人都有机会活得精彩。当然，做自己的前提是履行基本家庭责任。做自己和自我中心主义有着严格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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